在二战期间，安妮家庭由于有人告密，被德国警察逮捕。随后便被送到荷兰的威斯第包克集中营，一个月后，八人又被转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安妮姐妹又被转送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945年3月姐妹都因伤寒死于营中。这一历史悬案是怎么回事呢？快随小编来看看吧！

盖世太保现身密室

荷兰犹太女孩撰写的《安妮日记》打动了整个世界。

末日在一个温暖、晴朗的周五上午降临。此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1944年8月4日这天，安妮·弗兰克一家两年多的隐居生活会被粗暴地终结。但就在10点半左右，几名持枪男子突然出现在隐藏在文件柜后面的密室。

这天早上，有人给盖世太保在当地的办事机构打了电话，说有犹太人躲在密室里。接电话的是党卫军突击队中队长尤利乌斯·德特曼。他立即下令党卫军下士卡尔·西尔伯保尔带人去搜捕。

党卫军冲入弗兰克一家藏身的仓库，在底层碰见了仓库工人威廉·范马伦。他默默地用手指了指楼上。在二楼，西尔伯保尔和手下走进了注册地址在这里的公司的办公室。受雇于这家公司的米普·吉斯一直在帮助弗兰克一家。她回忆说：“门突然开了。一个小个子男人闯进来，拿枪对着我说：‘坐着别动。’”

坐在隔壁房间的同事维克托·库格勒听到动静，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他“看到4名警察，其中一人穿着盖世太保制服”。一名警察拿枪指着他，命令他带路去密室。库格勒知道没法再保护弗兰克一家了，于是带领警察走到了可旋转的文件柜前。警察持枪走入密室。

弗兰克一家被要求交出所有值钱的物品。随后，他们与库格勒和另一名帮助过他们的员工约翰内斯·克莱因曼被带走了。米普·吉斯则获准留下。

告密者是个“小女孩”？

究竟是谁向盖世太保告了密？数十年来，人们对此有过多种猜测。现在，荷兰记者杰伦·德布勒因和约普·范韦克宣称，告密的是与弗兰克一家有交往的一名荷兰叛国者。他们在帮助过安妮·弗兰克的伊丽莎白·福斯克伊尔的传记中写道，应该是伊丽莎白的妹妹内莉·福斯克伊尔给盖世太保打了电话。

传记作者之一约普·范韦克是伊丽莎白·福斯克伊尔最小的儿子。他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家庭的伤痛。他母亲在1983年去世，生前从未流露过对自己妹妹的怀疑。妹妹内莉则于2001年去世，也没有就此说过什么。德布勒因和范韦克援引了福斯克伊尔家另一个姐妹迪尼和伊丽莎白的未婚夫的话来佐证他们的怀疑。

但这不过是细致的推测，根本谈不上是证据。况且之前还有人猜测告密者是其他人。因此，安妮·弗兰克1945年2月死于贝尔根—贝尔森纳粹集中营的间接责任人是谁的问题不大可能澄清了。

约翰内斯·克莱因曼在战后不愿自己遭到怀疑，于是努力促使荷兰政府对告密者展开调查。1948年，当事人首次接受审问。除克莱因曼、库格勒和米普外，两名仓库工人也接受了调查。威廉·范马伦承认，在1944年8月4日曾用手指过楼上，但否认曾打电话给盖世太保。

他的同事拉默特·哈尔托赫说，范马伦在搜捕行动的14天前曾告诉自己，楼上藏着犹太人。哈尔托赫的妻子莱娜对此也知情。然而，调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范马伦说谎。他一生都否认曾打电话告密——尽管他被证实曾在仓库中盗窃。

多种猜测无法证实

尽管奥地利作家、“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1963年在维也纳找到了卡尔·西尔伯保尔。但这也没有解开悬案。因为这名前党卫军下士并未亲自与告密者谈话，只是受命于上司德特曼去搜捕犹太人。而德特曼在战后被关押期间自杀身亡。

因此，人们无从知晓，究竟是不是像西尔伯保尔听说的那样，告密者是个“小女孩”。这是两位荷兰记者在新书中提出的要点，但没法加以证实。

对另一名嫌疑人的怀疑也没有确凿依据。曾为安妮·弗兰克撰写传记的梅利莎·米勒在1998年暗示，莱娜·哈尔托赫有可能是告密者。米勒称，莱娜在1948年接受审问时隐瞒了自己曾在仓库当清洁工一事。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她是告密者。

同样，安妮·弗兰克另一本传记的作者科雷尔·安·莱对托尼·阿勒斯的怀疑也没有充分依据。托尼·阿勒斯是弗兰克家的一个可疑的熟人。莱推则，阿勒斯可能敲诈过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并且后来还是告了密。

2003年，久负盛名的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发布了历史学家戴维·巴尔诺和格罗尔德·范德施托姆撰写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彻底分析了范马伦、莱娜·哈尔托赫和托尼·阿勒斯的所有疑点。结论是：没有任何疑点足以确认告密者身份。当然，内莉·福斯克伊尔并不在那篇报告调查的范围内。